王茂荫（1798－1865）是马克思在其巨著《资本论》中唯一提到的中国人。马克思是这样提到王茂萌的：
清朝户部右侍郎王茂荫向天子上了一个奏折，主张暗将官票宝钞改为可兑现的钞票。在1854年4月的大臣审议报告中，他受到严厉申斥。他是否受到笞刑，不得而知。审议报告最后说：“臣等详阅所奏……所论专利商而不便于国。”（《帝俄驻北京公使馆关于中国的著述》，卡尔·阿伯尔博士和阿·梅克伦堡译自俄文，1858年柏林版第1卷第54页）
马克思的这段话见于人民出版社1975年6月中文第1版《资本论》第1卷第146－147页的注释。
王茂荫是安徽歙县人，他34岁中进士，道光朝先后任主事、员外郎等职；咸丰、同治朝先后任过陕西道监察御使、山西道监察御使、礼部给事中、兵部给事中、户部右侍郎兼管钱法堂事务、兵部左侍郎、吏部右侍郎等职。作为言官，王茂荫在任职期间，不断向最高统治者谏言，为巩固封建统治出谋划策，其思想主要体现在《王侍郎奏议》中。学术界普遍认为，王茂荫的货币思想是我国封建社会货币理论的最高成就。王茂荫虽为封建高官，但他却能忧国忧民，不记个人进退，敢于向皇帝大胆谏议，特别是主张发行可兑现货币，反对实行通货膨胀政策；极力主张反对外国侵略；主张“治国之道，用人尤重”等等。特别难能可贵的是，王茂荫作为封建统治阶级队伍中的一员，能够做到廉洁自律，受到时人的尊敬，还受到咸丰帝的褒奖。史料中记载他“性清淡，寡嗜欲。京宦三十载，恒独处会馆中。自本简约，粗布粝食，处之宴如。”“公余之暇，手一卷自娱，京宦三十年，未尝携眷属。”这些为官自律的精神和行为，即使在今天也是值得某些为政者所借鉴的。
在1864年出版的德文版《资本论》第1卷第1篇第3章中，当马克思在谈到货币或商品流通，论述“强制流通的国家纸币”问题时指出：“这种纸币是直接从金属流通中产生出来的。而信用货币产生的条件，我们从简单商品流通的观点来看还是根本不知道的。但不妨顺便提一下，正如本来意义的纸币是从货币作为流通手段的职能中产生出来一样，信用货币的自然根源是货币作为支付手段的职能。”为此，马克思作了上引的那个注释，专门提到了王茂荫关于“主张暗将官票宝钞改为可兑现的钞票”的观点。
那么，马克思是如何知道王茂荫并将他写进《资本论》的呢？要了解其来龙去脉，就必须从俄国的传教士巴拉第和叶夫拉姆皮说起。
巴拉第（1817－1878）是俄国19世纪的汉学家，其俗名为彼·伊·卡法罗夫。巴拉第作为俄罗斯驻北京布道团的神职人员，是清朝时期俄国驻中国布道团的第13班的修士大司祭。沙俄驻北京布道团的修士大司祭，清朝文献译作“达喇嘛”，也有译作”阿里西满得力”的，其源出希腊语，意为“一院之长”，故修士大司祭又有称“掌院修士”的。在东正教会的教阶制中，大司祭是位居主教之后的高级修士，北京布道团的团长，均由修士大司祭担任。俄国最高宗教事务会议授予大司祭对全团实行家长制统治的权力。北京的修士大司祭隶属伊尔库茨客主教区，在外交和教务上主要的职责是：及时传递俄国枢密院以及外交部亚洲司、东西伯利亚总督府与清朝理藩院之间的来往公文；经常向沙皇政府呈送有关中国内政与外交的情报；编写述职报告，包括布道事业的进度及神职人员、随班学生的表现等项目；主持团内总务会议和其它的重大宗教活动等。
布道团在北京的驻地为俄罗斯馆。俄罗斯馆的设立，最早可追溯到清康熙年间，当时，清政府用“理藩”的观点看待俄国，给予俄罗斯“特设邸舍，以优异之”的待遇。根据《筹办夷务始末》卷44得知，俄罗斯馆有南、北二馆：“南馆地当教民巷，系通衢耳目、易得见闻之处。惟北馆地当东直门内东北隅，向称不静之所，旗民杂处，且多贫苦之家。”根据清理藩院的安排，俄罗斯馆起初只供俄人住宿。直到雍正五年（1727）签订《恰克图界约》后，才成为一所专用的俄罗斯馆。又据《朔方备乘》卷12记载：“驻京俄罗斯之达喇嘛、学生等，每届十年换班。”自康熙十四年（1715）第一班进驻北京，至咸丰八年（1858）《中俄天津条约》改订班期，俄国布道团共有13班，以后又缩短了班期。自嘉庆二十四年（1819）俄国外交部亚洲司成立后，为适应日益扩大的对华事务和出于显而易见的政治目的的需要，沙皇政府迫切希望北京布道团更快地造就大批“中国通”。以俄罗斯馆为驻地的北京布道团，实为俄国政府的官方代表。它兼有宗教、外交与经济职能，同时又是一个从事“汉学研究”的机构，组织开展对中国的民族研究、经典研究、辞书编纂、图籍收藏和社会调查等活动，并进而造就出为沙皇时代服务的“中国通”。这些人虽然客观上对中俄文化的传播也做了一些工作，但更多的是在中国假布道、学习汉语等之名，越来越频繁地为俄国政府搜集情报，收买汉人当内奸等，干了不可告人的勾当。
巴拉第于道光二十九年（1849）来华，咸丰八年（1858）换班返俄，在北京共住10年。他所在的第十三班布道团，是“汉学”人才辈出的一班。在巴拉第任职期间，他组织手下人员写作、翻译，并由他负责编辑和出版了《帝俄驻北京布道团人员论著集刊》这样一套书。笔者曾委托在俄罗斯普希金语言学院进修的北京外国语大学博士研究生何英玉在俄罗斯国家图书馆查找并复印。该书共4卷，由彼得堡军校部印刷厂印刷。4卷共由29篇论文和资料组成。其中，第一卷于1852年出版，篇目有：《满洲王朝的起始和最初的几件大事》、《当今中国清王朝的始祖和满洲民族名称的由来》、《中国居民的历史评述》、《中国人制造墨、白粉和胭脂的方法》，《释迦的生平》等5篇。第二卷于1855年出版，篇目有《中国的土地所有制》、《古代佛教论纲》、《中国的算盘》、《中国佛教徒的誓愿及其敬献仪式》、《中医》、《中国和西藏交往的历史概论》等6篇。第三卷于1857年出版，篇目有《明王朝没落大事记》、《中国制盐业之我见》、《中国马铃薯的培植》、《御膳用之香稻米》、《中国手术止痛手段的应用和水疗法》、《一个中国人关于长崎的札记》、《基督教在中国》、《7世纪的景教遗址》、《中国人的家庭礼仪》、《天津与上海间的海上交通》、《香港》、《养蚕业》、《道教》、《内阁关于纸币的奏折》等14篇。第四卷于1866年出版，篇目有《古老的关于成吉思汉的蒙古传说》、《西游记》、《蒙古人的西北部和北部疆域图》、《中国的穆斯林》等4篇。由于是巴拉第发起和主持出版了这套书，又由于这套书一直未被译成汉文，因此，国内人长期以来就一直以为是巴拉第亲自写了那篇载于被巴拉第编在《帝俄驻北京布道团人员论著集刊》第三卷中关于介绍王茂萌及其货币观点的文章的。而事实是，直接写作，编译那篇《内阁关于纸币的奏折》的是巴拉第手下的修士司祭叶夫拉姆皮。
叶夫拉姆皮，生于1822年，俗名叶里塞·伊凡诺夫，出身彼得堡神学院，入僧籍后取法号“叶夫拉姆皮”。1849年（道光二十九年）加入以巴拉第为首的俄国驻北京布道团第13班来华，任修士司祭，到1858年（咸丰八年）换班返俄，共住北京10年。叶夫拉姆皮居留俄罗斯馆期间，翻译过《列子》，并编写了太平军在‘天京’的报道。此外，还曾撰述《中国人关于安南的纪事》一文，载于《东方文汇》1877年第1辑。“内阁关于纸币的奏折”也是出自他的手。俄文版《帝俄驻北京布道团人员论著集刊》第三卷中《内阁关于纸币的奏折》部分就注明了是由修士司祭叶夫拉姆皮译自中文的。根据其译文，然后又查核《王侍郎奏议》和有关资料，发现该文主要就是介绍《王侍郎奏议》中的王茂萌于咸丰四年（1854）三月初五日所上奏的《再议钞法折》一文，但行文方式是夹叙夹议，即翻译一段，然后简要地评论几句。《再议钞法折》的主要内容包括四项建议：一是允许钱钞兑换现钱即制钱；二是允许银票兑换现银；三是允许各商店用钞换银；四是允许典当铺款出入搭用钞币，其核心思想是企图制止当时已经发生的严重的通货膨胀。当然，他的主张在当时不可能被采纳，并且被认为是专替商人说话，从而遭到了清朝最高统治者的严厉斥责。该文亦译出了咸丰帝于是年三月初八日的上谕：“王茂荫由户部司员，经朕荐擢侍郎，宜如何筹记万全，乃于钞法初行之时，先不能和衷共济，只知以专利商贾之词，率行渎奏，竟置国事于不问，殊属不知大体。复自请严议，以谢天下，尤属胆大。设使朕将伊罢斥，转得身后指使，百计阻挠，如是欺罔，岂能逃朕洞鉴耶？著恭亲王奕忻，亲王衔定郡王载铨严行审议具奏。”如此看来，巴拉第只是该文的编辑者而不是实际写作者。
《帝俄驻北京布道团人员论著集刊》俄文版发表后，两个分别名叫卡尔·阿伯尔和F·阿·梅克伦堡的两个德国人根据俄文翻译成德文，德文书名为《帝俄驻北京公使馆关于中国的著述》，马克思就是根据1858年柏林德文版第1卷第54页而了解到王茂荫及其货币观点，从而将其写进《资本论》的。
综上所述，王茂荫被马克思写进《资本论》的经过是：俄国驻北京布道团第13班的修士大司祭巴拉第利用其特殊身份和地位，从清廷中搜集到王茂荫的有关奏折，然后交于其下属人员叶夫拉姆皮译成俄文，并由巴拉第编入《帝俄驻北京布道团人员论著集刊》第三卷，该卷于1857年出版，1858年德国人卡尔·阿伯尔和F·阿·梅克伦堡将《论著集刊》前三卷选译，并重新起了个书名出版了德文版《帝俄驻北京公使馆关于中国的著述》，马克思就是根据该书德文版了解到王茂荫及其货币观点的，从而就有了那个标号为（83）的注释，也从而使王茂荫成为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唯一提到的中国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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